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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党风廉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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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战地仁心——专访百岁老红军曾广昌
                来源:人民网浏览:1456次'时间:2019年12月23日

                ■ 曾广昌档案

                曾广昌,男,江西兴国人,1915年2月出生。1932年参加红军,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68年离休。

                先后任瑞金红军卫校学员、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卫生队长、红二十八军三团卫生队长、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医生、延安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医生、乌丹军分区卫生处处长、第十一纵一四四师卫生部部长、军委公安后勤卫生部医政科科长、原济南军区第六野战医院副院长等。

                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、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                12月11日下午3时,吉安市青石街81号“红军院”。

                冬日的阳光,斜斜地洒在庭院里,舒缓的军〓号声,在这个干休所内回荡。104岁的老红军曾广昌,静静地坐在轮椅上,享受着这冬日的暖阳。身旁,整齐地摆放着当日的《江西日报》和《参考消息》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曾老最大的爱好,就是看报纸,虽然现在只看得清标题,但每天依然会看。”干休所护士钟昀雯说。

                85年前,19岁的红军卫校学员曾广昌,跟随中央红军,踏上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。

                85年后,104岁的红军老战士曾广昌,亲眼看着当年为之浴血奋斗的梦想成为现实。

               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本报“致敬百岁老红军”采访组多次走近曾广昌,听他用并不完整的话语,断断续续讲述着亲历的那些长征故事。虽已百岁高龄,但访谈㊣ 中的曾广昌,时而神情凝重,时而开怀畅笑,时而热泪盈眶——兴国的穷苦生活、瑞金的学员生涯、大渡河畔的急行军、泸定桥头的枪声、夹金山上的茫茫风雪、草地上的饥饿与无助、流落宁夏固原寻找部队时的艰难,此时此刻,全都穿越时空,如在眼前。

                ■ “红军打土豪,分田地,是我们穷苦人的救星”

                第一次采访那天,听说我们要来,老人早早换上了红军服、戴上了红军帽。胸前的八一勋章、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,见证了一位老兵的奋斗与功勋。

                坐在轮椅上,老人的头微微昂起,神情严肃。

                在“红军院”工作已15年的军医王晟告诉我们,这身军服,是曾广昌早年留下来的,一般不轻易穿,但每次穿上时,他都特别庄重,有一种别样的神圣感。

                当一名红军战士,是曾广昌作出的最重要的人生抉择。

                曾广昌老家在兴国县崇贤乡太平村,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。日子越过越穷,他与哥哥不得不从私塾退学,给村里有钱人家放牛,一年到头没少挨打挨骂。

                1929年的一天,14岁的曾广昌听村里人说,一支叫“红军”的部队驻扎在村子附近。他们告诉曾广昌,这支部队专门打击土豪劣绅,为穷人说话。

                没过多久,曾广昌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,坐进了红军开办的小学的课堂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天地间,人最灵;创造者,工农兵;男和女,都是人;一不平,大家鸣!”曾广昌至今记得当时学的《工农兵三字经》的内容。

                1932年8月,17岁的曾广昌成了一名红军小战士。

                谈起这次重要的人生抉择,老人笑了起来,说道:“红军要在兴国招收一个补充团,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召集到一起,问愿不愿意参加红军,我和哥哥都报名了,走的时候,怕家里人不同意,我们就骗他们说是出去打长工,这一走,我直到解放后才回家。”

                “为什么要参加红军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红军打土豪,分田地,是我们穷苦人的救星啊!”老人朗声答道。

                刚参加红军时,部队领导见曾广昌个子小,就安排他到宁都青塘红军第二后方医院做看护生。不久,他又被送到瑞金红军卫校学习,就读第六期医科。

                曾广昌至今还记得当年在红军卫校学习的情景。“那时候,我们好多教员都是从国民党那里俘虏过来的,他们一般都是大学毕业,经过◤审查后,好的就留下,教我们内科、外科、解剖、生理课,还有的教德文、英文,我们共产党很会用人的。”他用手比划着说,“当时我们上课时,还用过显微镜和照病机(X光机)呢,这些先进的医学设备,是宋庆龄先生托人购买,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福建运过来的。”

                然而,还没等他完成卫校的学业,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全面打响,曾广昌被临时抽调到老营盘阻击战前线,负责从阵地上抬下伤员进行抢救。

                在这场阻击战中负伤,以致没能跟随部队参加长征的陈毅,曾用“大战当年血海翻”形容这场战斗的惨烈。

                “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次我陪父亲从吉安回兴国老家,经过老营盘时,父亲还指着四周,向我介绍了当时双方战斗的情形。”曾广昌的大儿子曾铁军回忆道。

                老营盘一战,让年轻的曾广昌第一次直面了战争中的生与死,但更大的考验,很快到来。

                ■ “在延安,我们仅剩的几个同学围在一起,都哭了起来”

                1934年10月,秋风萧瑟,红军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出发时,你们担心不担心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不担心,我们瑞金红军卫校的学员大概200多人,那时就是跟着走,我们相信党。”老人语气坚定地说。

                部队进入湖南不久,为充实一线作战部队的医疗力量,曾广昌被派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,担任卫生队长。二师四团的前身,是国民革命军著名的“铁军”叶挺独立团,此刻,正作为开路先锋,行进在长征队伍的最前列。

                能成为这支光荣部队的一员,历经一场又一场战斗,并最终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,曾广昌深感自豪。15年后,他特意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“铁军”。

                谈到湘江战役。老人说了一句“太惨烈了”,便眼睛低垂,不再说话。多年前,他曾对王晟说起,在这场长征路上减员最多的战役中,一名相熟的兴国籍战友,从阵地上抬下来时,鲜血喷涌,曾广昌想尽一切办法想把他抢救过来,但最终这名老乡还是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。

                作为先锋部队的卫生队长,直面鲜血、牺牲,用尽一切办法减少战友伤亡是曾广昌长征路上的工作¤常态。

                老人说,有的伤员抬下来后须马上进行外科手术,红军缺少麻醉药和消毒药,有时不得不用从当地土豪家里没收来的灌装烧酒对伤口消毒,有的伤员须做截肢手术,就让他先喝醉,再来做手术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纱布也没有,药品也没有,怎么办呢?只能打下一座城市后,没收资本家的布行、药店,将白布送到卫生☆机构去,见到小的药店、布行,我们就出钱购买。”

                最让他感到无奈的是重伤员的治疗。“路上很多是山路,负伤的也好,有病的也好,又不能骑毛驴,又不能抬担架,我们只有找附近的老百姓帮忙,看人不错,对红军同情的,给他们一点银圆,将伤员寄托在他们家里,以后再接〗回来。这些伤员,有的后来回到了部队,有的被国民党或地方的土豪杀害了,可怜啊!”老人叹息着。

                但在长征路上牺牲的,不仅有一线作战的战士,也有很多的医护人员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我们卫校第六期的同学,从瑞金出发时有60多个人,但长征结束后没剩下几个了,在延安,我们仅剩的几个同学围在一起,都哭了起来。”

                说这话时,老人眼中满是泪水,不停地用纸巾擦拭着鼻子。

                ■ “哪怕自︻己流汗流血,也绝不伤害群众的利益”

                对长征,曾广昌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。

                “长征路上苦不苦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有时苦,有时甜,不打仗的话,那是比较好的。光是走走路嘛,一天走几十里,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打仗的话,前面打,后面追,左面右面都夹攻你,就比较辛苦了。后面追,(敌人)少的话要把他歼灭,多的话要阻击他。我们在长征中啊,就是坚定一个信念,艰苦奋斗,所以不感觉得苦,革命嘛,就是有甜有苦。”

                当我们问起具体的事件和经历时,老人神情专注,陷入了长长的回忆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很多教员都被炸死了,加上走不动的、开小差的,最后只剩下三四个了,为什么会有开小差的呢?因为教员里很多都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,吃不上,喝不上,衣服也没有,他们吃不了那个苦,有个德文教员,到云南时开小差走了。”老人讲述道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咱们红军自己的人有没有开小差的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没有,红军纪律很严,大家都不会走。”老人回答得很干脆。

                对长征路上著名的几场战役,由于亲身经历,老人记忆深刻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泸定桥是我们团打下的,为第一时间赶到泸定桥,我们用一天的时间,跑完240里的路,那都是山路啊,路上都是石头,晚上也要走,人又累,脚又痛,肚子又饿,苦啊。我们还要向老百姓买门板用来铺铁索,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,问了好多家,最后才有一家愿意卖给我们。”老人□回忆着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战斗那么急迫,不可以直接拆走吗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部队有纪律啊,哪怕自己流汗流血,也绝不能伤害老百姓的利益!”老人的语气很是坚定。

                “还有,腊子口也是我们团打下的,腊子口那个地方,河不深,中间有个独木桥,敌人在山上用枪堵着,过不去,后来我们绕过去,爬上山打敌人□ ,他们不得不投降,我们就占领了腊子口。”

                时间的侵蚀,让老人淡忘了很多往事,但长征,早已刻在了老人的内心深处。

                ■ “过草地,那是我们长征以来最苦的事”

                “父亲性格温和、善良,最难受的就是看到战友流血、牺牲,记得有好几次,他梦到长征时的战斗场景,惊醒了起来,我见他全身都是汗。”曾铁军回忆道。

                对长征,曾广昌最难忘、最感伤的还是爬雪山、过草地的那段日子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翻越雪山(夹金山)时,山上风雪很大,有的战友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,山上到处是雪窝,有的战友不小心掉到雪窝里,我们是干着急没有办法,只能看着他死,哎!”

                一说起爬雪山的经历,老人的神情立时沉重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  “过雪山时,大家都没穿多少衣服,冻得很,一位小同志对着我喊,叔叔,你有衣服借不,我说,我只有一块布,于是,拿出包袱里仅剩的一块给伤员包扎伤口的布,包在他身上,给他御寒。”

                “过草地是不是更苦啊?”我们接着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过草地的时候,我在沼泽中救了一名得了水肿的同乡战友,把最后一点炒青稞面分他一半,他也把遮雨的油布分我一半。我们俩搀扶着往前走,离走出草地还有三天的时候,他不幸倒下了,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啊!”

                “你就看那个草地,哎,连土都没有,地下都是那么深的水,连冻带饿,很多人都死在那里,这些人是长征中最可怜的,可怜,我一想着就流泪啊!哎,一个连土都没有的地方,(战友牺牲后)只能用草简单盖盖,那地方这么多水,上哪抬土去?没办法,我自己想起都要流泪啊,过草地,那是我们长征以来最苦的事。”

                老人不停摇着头,长叹着,念叨着,似在自言自语,眼泪却禁不住流了下来。

                这泪水,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对战友的怀念,是一位医者对生命的尊重。

                ■ “红军才是我的家,我必须找到我的家”

                1935年秋,曾广昌所在的部队翻过六盘山。

                过草地时右腿受的伤,此时溃烂起来,曾广昌高烧昏迷,实在走不了,部队将他安顿在宁夏固原一㊣户张姓农户家养病。

                “部队跟这户百姓说,他不能走了,请你好好照顾他,我们将来还会回来接他。”老人说。

                老人告诉我们,当地的老百姓都很穷,大多数人家都住在破窑洞里,吃不饱、穿不暖、睡不好,张家为了让他养好伤,把仅存的几斤小米熬了粥,给他喝,自家人却跑到外面挖野菜充饥。邻居得知他的情况,也省下粮食,给他吃。

                曾广昌的病慢慢痊愈了,为回报群众,他给附近村民看病,帮他们干些家务活,当地百姓都亲切地叫他“红军娃娃”。

                但脱离部队的曾广昌,心里总是空荡荡的,夜里也睡不好。一天晚上,他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张姓人家,悄悄出门寻找部队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参加红军九死一生,好不容易安顿下来,为何还要去找红军啊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红军才是我的家,我必须找到我的家!”老人回答得很干脆。

                “你∩知道怎么找吗?四周都有敌人,不怕被抓去吗?”我们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我就一路问啊,有的老百姓听信国民党的宣传,连门都不开,有的还说,红军啊,那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嘞,我一听就急了,和他们争辩,我说,那是坏分子造谣,你们见哪支红军杀了人、烧了房子啊?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。”

                “路上没有饭吃★、没有衣穿,我讨过饭吃,日吃三五家饭,夜宿古庙亭,那边连庙都很少,都是住破窑洞,都垮下来了,那边狼又厉害,吃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“有的百姓不错,宰了羊,拿一点羊肉汤、羊骨头、羊肉给我吃,生活上那就比较好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“我先后住了4个老百姓家,一个是部队寄托的张家,一个是养牛的,一个是养羊的,一个是干木活的。养羊的那家有次要打我,我就跑了出来,遇到一个干木活的,他跟我说,红军娃娃,跟我学做木匠好不好啊?我说好哇,但等红军一≡回来,我还是要回到队伍去的。”

                回忆起这段经历,老人说:“除了解决生存问题,我就做两件事,一是打听红军的下落,一是听一听当地老百姓对红军的看法,遇到理解我的老百姓,我就跟他讲红军的好做法。”

                1936年底,流落地△方近一年的曾广昌,终于遇到寻找失散战士的红军小分队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有一天,一位老百姓跑来跟我说,红军娃娃,你们部队找你来了,我就赶紧跑过去,跑着跑着,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”说起重回部队的那一刻,老人抬起头,眼睛亮了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  一回到部队的怀抱,曾广昌立即提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党和红军,是他最初的选择,也是他永远的归宿。

                ■ 结语:

                穿越战争的血与火●,104岁的曾广昌有着历尽苦难后的旷达。“我自己跟我自己开玩笑说,我是三朝元老,红军时期、抗日时期、全国解放,有意思!”他的笑声爽朗而洪亮。

                回望身边的生与死,这位红军老战士又有着深深的感伤:“最可怜的是那些牺牲掉的同志,他们可怜啊,有时想想都会流泪!”

                “共产党领导我们,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从小米加步枪,到现在的现代化,这很不容易。从长征那时起我就相信党,相信党一定能够战胜困难。”说这句话时,老人将右手♀举了起来,用力地挥了一下。


      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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